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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杨家沟虽然距离县城不算远，可那里通往县城的公路都是砂石土路，路况不好，再加上杨家沟坐落在一个小山沟里，耕地多为山坡地，粮食产量不高，乡亲们的生活都不富裕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是那种泥土（土坯墙）茅草（屋顶是木板茅草房顶）房屋，也有木板瓦房，但不多。

　　六队队部的房子就是那种木板瓦房，房子虽然有些破旧，但算是不错的房子。队部的院子也很大，还有围墙和大门，后来知青们才知道，那所大院是以前村里的大地主杨怀仁家的房子，土改后充公，后来就成了六队的队部。

　　安顿好了知青们居住的地方，罗队长又安排一名女社员（大嫂）临时帮徐力生他们做饭，他们十一们上海知青的吃住问题就算得到了妥善解决。

　　当时的天气已经很温暖，夜间也感觉不到寒冷，最低气温也在零上八九度了，中午最高气温差不多能达到二十度，村子里的杨柳树已经绿意盎然，洋槐树、榆树和老枣树也都发出了嫩芽，长出了绿叶。

　　一场春雨过后，春耕春播生产也就拉开了帷幕，一年一度的春季农忙时节也随之到来了。

　　干农活对于当地老乡来说就是家常便饭，小菜一碟，乡亲们都不觉得有多苦有多累。可对于一帮大都市长大的孩子来说，真就是一种考验。头几天刚参加生产劳动，不光是有两名女知青累哭了，徐力生作为一名男生，夜间躺在被窝里也偷偷抹起了眼泪。两腿酸痛，肩膀辣地疼，手掌也磨起了水泡，他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闯过繁重的生产劳动这道关。

　　繁重的生产劳动再加上艰苦的生活条件，知青们都有一种度日的感觉。顿顿都是窝窝头高粱面糊糊，乡亲们虽然都自发地给知青送咸菜，可要想吃一顿菜，还真就不容易。好在徐力生他们来贵州时，都从上海带了一些肉松、香肠和午餐肉罐头之类的副食品，实在馋嘴了，就偷偷吃一点，权当是改善伙食补充营养了。

　　到了夏季，队里菜地的蔬菜长成了，知青们的吃菜难题得到了解决。罗队长和乡亲们也时常给知青们送鸡蛋送好吃的，徐力生他们才不感觉生活那么苦了，他们也发自内心地感激淳朴善良的乡亲们。

　　经过了两年多的劳动锻炼，经历了春耕春播秋收秋种生产劳动的历炼，上海来的插队知青也就渐渐适应了农村生活的艰苦，慢慢学会了干各种农活，大家的身体都长高了，体重也增加了好几斤，感觉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力气。

　　冬季农闲，队里没啥农活了，徐力生就义务教没读过书的乡亲们识字写字，也教还没上学的学龄儿童学习识字算数，有时到社员家里串门，也要教不识字的社员学习写自己的名字，乡亲们对徐力生的评价都挺高，都说他适合当老师。

　　1972年秋季，杨家沟小学增设了小学五年级的课程，学校也需要增加一名民办教师。大队书记就来到了六队知青点，问谁想去学校当民办教师。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推荐徐力生，徐力生就到杨家沟小学当了民办教师，他负责教二年级的学生。

　　杨家沟小学的校舍和教学设备虽然很简陋，可在周边十几里的山村，杨家沟小学算是规模最大的小学，陈校长是上级派下来的公办教师，学校操场上有一个很简陋的篮球架，篮球架是学生家长帮忙做的，篮球是陈校长自掏腰包从城里买来的。学校一共有五名教师，包括陈校长和刚来学校教书的徐力生。

　　陈校长不光负责教五年级的课程，他还是学校的体育老师，打篮球是他的强项。教三年级学生的老师叫罗秋英，她也是刚来学校教书不久的民办教师。罗秋英的嫂子原来在学校当民办教师，她怀孕快生孩子了，挺着大肚子教书不方便，初中毕业生罗秋英就到学校来替她嫂子代课了。

　　别看罗秋英也是刚到学校来教书，可她之前经常替她嫂子代课，可说是有一定的教学经验。徐力生之前没有教书经验，刚到学校来教书，他根本就不知道该怎样给学生上课，感到挺为难的。罗秋英是个热心人，她就把自己的教书经验传授给徐力生，告诉他怎样给学生讲课，怎样备课，怎样给学生批改作业。在罗秋英的帮助指导下，徐力生慢慢掌握了教书流程，也找到了站在讲台上的感觉，他发自内心地感激罗秋英。

　　学校的另外两名教师一名是大队书记的二哥，他都四十多岁了，算是学校的元老，教四年级的学生。另一名是大队会计的儿媳妇，据说她只读过两年书，始终教一年级的学生。让她教二年级的学生，她都不能胜任。徐力生比罗秋英大两岁，他俩年龄相仿，有共同语言，平时交流的也就多一些。

　　罗秋英的嫂子生了一对双胞胎，她不放心把两个可爱的孩子交给婆婆照看，就把民办教师这个职位让给了罗秋英，她在家照看孩子做家务，离开了她喜欢的讲台。

　　时间过得很快，一晃就到了1975年秋天，在学校当了三年民办教师，徐力生两年被评为全公社的先进模范教师，还被知青办评为模范知青。三年的朝夕相处中，每当徐力生感冒或生病不能给学生上课的时候，罗秋英就替他代课，还给他送好吃的，渐渐地，徐力生喜欢上淳朴善良、漂亮又大方的罗秋英，两人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。

　　那年秋天，杨家沟大队得到了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，大队干部和乡亲们都同意把这个工农兵学员的名额给徐力生。当时徐力生很纠结，经过了一夜的思考，他决定把这个机会让给其他同学，他想全心全意做一名合格的民办教师，扎根山乡，一辈子献身乡村教育事业。徐力生之所以放弃推荐上大学的机会，一是他确实喜欢民办教师这个职业，他也离不开这些可爱的孩子。二是徐力生和罗秋英产生了深厚的感情，他也不想伤害淳朴善良的罗秋英。

　　1977年秋后，也就是国家公布恢复高考消息的前夕，徐力生征得父母的同意，和罗秋英领取了结婚证，他成了全大队第一个和当地农民结婚的上海知青。在他决定和罗秋英结婚之前，同学们也都劝他三思而行，免得以后会后悔。徐力生却说婚姻大事又不是儿戏，既然决定了，一辈子都不会后悔，更不会背叛婚姻。

　　恢复高考后，徐力生和罗秋英都报考了师范学校，结果双双落榜。第二年再考，他俩又都名落孙山。后来罗秋英生了一个儿子，她就把心思都放在了孩子身上。罗秋英坐月子的那段时间，徐力生和学校的老师轮换着替罗秋英代课，直到两个月后，罗秋英才回学校上课，徐力生的岳母担起了照看外孙的重任。

　　1981年秋天，通过考试，徐力生取得了到县教师进修学校进修学习的资格。罗秋英也参加了两次考试，两次都没能通过考核，她也就不打算再费这个力气了。

　　在县教师进修学校学习期满，毕业后徐力生转成了公办教师，在乡中心校担任初中语文老师，端上了公家饭碗，转成了非农户口。当时罗秋英挺失落的，她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徐力生：“徐老师，你转成了公办教师，以后不会那我给休了吧？”“只要你好好教书好好管教咱儿子，能做一个贤妻良母，我就不会休你。否则，那就不好说了……”徐力生也跟罗秋英开起了玩笑。

　　1989年秋天，杨家沟小学得到了一个民办教师转正的名额。大队书记的二哥马上就六十岁了，他转正的机会虽然不大，可他第一时间就写好了转正申请，理由很充分，他是学校的元老，教龄最长。大队会计的儿媳妇说她的教龄也不短，自己是女教师，应该女士优先，她也当仁不让。罗秋英当然也想争这个名额，可她也不好意思说啥，毕竟大队会计的儿媳妇比她教龄长。犹豫再三，罗秋英也写了申请，她说她是知青家属，年年都被评为先进教师，应该优先考虑她。

　　第二年春天，审批结果出来了，只有罗秋英一人转成了公办教师，为什么批准罗秋英转成公办教师，大家只能是猜测。后来到县里开先进教师表彰大会，罗秋英才知道了内情，她之所以被转正，是沾了知青家属的光。

　　徐力生的儿子十七岁那年，上海出台了新政策，插队知青没能回城的，允许一个子女的户口迁回上海。得到这个消息，徐力生心里特别高兴，虽然离开上海二十多年了，梦里他都想回到生他养他的大上海，回到父母身边，重做上海人。可这个愿望很难实现，只能作为他的梦想了。

　　罗秋英虽然舍不得把儿子送回上海，可考虑到儿子的将来，她还是同意将儿子送回上海，让儿子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，在上海读高中考大学。

　　心中充满了期待和喜悦，徐力生带着儿子，带着贵州的土特产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大上海，回到了父母身边。

　　到了上海，父母的现实生活就像一盆冷水浇在了徐力生的头上。徐力生的弟弟弟媳和侄子都和父母一起生活，五口人挤在老弄堂的两间房子里。他弟弟弟媳和侄子一家三口住一间房子，房间里放着一张上下床，小侄子睡的是上铺。父母房间里除了一张床，还有一个五斗橱和一个衣柜，饭桌是一张可以折叠的桌子，一家五口人围在一起吃饭都有点挤，吃完饭就要把饭桌折叠好放在外边的公共过道里，要不然房间里都没地方站人。

　　看到这样的居住条件，徐力生心里很难受，他弟弟却笑着说：“挤一挤住得下，让大侄子和我家毛头睡上铺，上铺和下铺一样宽，下铺能睡两个人，上铺就能睡两个人。”徐力生的弟媳也说挤一挤蛮可以，大侄子回来也就是多一副碗筷的事情。

　　想想弟弟和弟媳才三十七八岁，正是体力旺盛的年纪，自己的儿子也十六七岁了，正处在青春期，父母居住的房间里面放着一个五斗橱和一个柜子，要是再放一张上下床，空间就太狭小了，光线也进不来。更何况常有亲戚来串门，妹妹家的孩子有时也来住两天，这样的居住条件，实在是再难塞进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。

　　经过慎重考虑，徐力生决定把儿子带回贵州，户口也不落在上海。他父亲说这是一次机会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，再想把户口迁回上海要比登天还难。徐力生却苦笑着说：“不能回上海就在贵州生活吧，在哪都是一辈子。唯一的缺憾就是离父母远，不能尽床前之孝，弟弟和弟妹就要多劳累了……”

　　回贵州的时候，徐力生的母亲拉着大孙子呜呜痛哭，徐力生的弟弟弟媳也不停地抹眼泪。带着惆怅和失落，带着忧伤和遗憾，徐力生和儿子一起又回到了贵州。

　　三年后，徐力生的儿子考上了贵州大学，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外经委（后来叫商务部）工作，工作稳定后在贵阳结婚安家。

　　退休后，徐力生有了回上海生活的强烈愿望，可罗秋英不想去上海，她说不喜欢大都市的喧嚣。他儿子也说爷爷奶奶都不在了，就不要回上海了，贵阳也很好，住房也宽敞，在贵阳一起生活，还能帮他照看孩子。再说了，遵义也有房子，何苦非要去上海遭罪。

　　纠结了好久，徐力生还是带着罗秋英回到上海在弟弟家住了大半月，看看弟弟家的居住条件太拥挤，实在不便久住，他夫妻俩就回到了遵义，没和儿子儿媳一起生活。当时徐力生有在上海买房的打算，罗秋英不情愿，徐力生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　　去年清明再次回到上海，徐力生携妻子是回上海给他父母上坟的。事后和老同学相聚，同学们都劝他回上海颐养天年，终究落叶要归根。可一打听上海的房价，徐力生摇摇头说：“上海这样的房价我们夫妻俩连个厕所也买不起，没有住所就没有家，没有家谈何落叶归根！我虽然生在上海长在上海，可上海已经没有了我的家，遵义才是我们真实的家，回上海只能算是我的梦想了……”

　　回故土成了自己的梦想，故乡成了梦里才能回来的家。而远在他乡的第二故乡，却成了自己真实的家。写到这里，别说徐力生老师本人，就连我心里都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忧伤和惆怅！落叶归根，对于那些漂泊在他乡的游子，说起来容易，实则也不容易。

　　写到这里，不由让想起了唐代诗人崔灏七律诗“黄鹤楼”的尾联：日暮乡关何处是？烟波江上使人愁！